|
北京的28名游客今年年初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一次"泰、港、澳十一日游"，结果却玩得很不开心，回来后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，状告此次组团的某国际旅行社，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共计169794万元，其中精神损失费33547元。
据了解，因旅游受损而索要精神赔偿的还很少见，这无疑为精神赔偿注入了新的内容，但能否获得法律支持还有待于法院的判决。
泰港澳出境游
玩得不开心
据国内一家有影响的媒体报道，这批游客在登上离开北京的飞机时发现"我们全体旅游者已被这家旅行社转卖给另一家旅行社了"。在由泰国飞往香港时，因为没有注明游客中的亲属关系，出现了夫妻、兄弟姐妹不能同乘一架飞机的情况，甚至出现了三名4到10岁的儿童不能和父母同乘一架飞机，一名6岁男童单独乘飞机的"严重情况"。
报道中还说，在这次旅游的第四天，"由于吃了导游指定的已经变质的'海鲜大餐'旅游团中出现了集体食物中毒，15人不同程度地上吐下泻"。在当地医院治疗期间，"有的人竟被医院扣作人质到夜里11点钟，原因是没人付药费"。
该报援引组织此次出境游的某国际旅行社办公室主任的话说，因为他们没有办理出境游的权利，才将旅游者转给了其他的旅行社，并在行前通告给了旅游团成员。这位办公室主任承认出现了游客不同机的问题，原因是机票紧张。但他同时否认有让孩子单独乘机的情况发生，并说"他们有证据表明住院人员不是食物中毒而是急 性肠胃炎"。
另据了解，参加此次旅游的游客每人交了6000元至7000元不等的费用，并签订了旅游组团标准合同。回来后，这批游客就旅游中出现的问题向有关方面投诉，因赔偿问题未能和此次组团的某国际旅行社达成一致，一纸诉状将该旅行社告上了北京西城区法院，要求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。
旅游索要精神赔偿还很少见
8月17日，记者在原告委托的北京力行律师事务所看到了朱寿全、冯云律师写得厚厚的索赔清单。这个索赔额与提起诉讼时有所不同，其中除了经过详细计算的经济赔偿额外，还加上了有同样经过详细计算的精神赔偿额。朱律师说将在开庭时依法提交给法庭。
之所以提出精神赔偿的要求，两位律师认为旅游不同于其他方式的消费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消费。顺理成章的是，游客在旅游中受到损害当然应该获得精神赔偿。
在他们的代理词中谈到，旅游是一种以消费精神产品为主，文化含量很高的社会活动。旅游服务是通过旅行社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，使旅游者享受精神消费，达到身心愉快的一种精神服务。因此，两位律师认为，旅游者花钱旅游，就是购买了一种特殊的以消费精神产品为主的商品。在消费过程中，又因为旅行社等方面的因给旅游者造成损害，很多时候往往不是财物上的损失和身体上的伤害，恰恰却是精神上的伤害。所以，两位律师对记者说，在赔偿时理所当然要给旅游者精神赔偿，而不能仅仅只限于物质赔偿。他希望这能成为一个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确认。
一位专门研究我国旅游发展中法律问题的学者同样认为，旅游是一项较高层次的消费行为。他说，这种消费以精神产品为主。
有关人士认为，在人身受到伤害后索要精神赔偿已非新鲜事，但在本市因境外旅游受损而诉诸法律要求精神赔偿的尚不多见。北京旅游局负责旅游质量投诉的一位人士介绍，游客和旅行社之间偶有不愉快的事发生，都是游客在先提出经济赔偿之后，顺带提一下精神赔偿的要求。给了最好，没有拉倒。不过经过解释和互谅，精神赔偿也就算了。最终到法庭上索要精神赔偿的，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这位人士直言不讳地说，旅游精神赔偿没这个先例，谈精神赔偿还为时尚早。决定权在法官尽管人身受到伤害后获得精神赔偿的已屡见不鲜，但在旅游中人身或精神受到伤害能否获得精神赔偿，这个问题目前看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一位法官告诉记者，从现在的司法实践看，精神赔偿能否获得法律支持，主要取决于主审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和执法观念。法官觉得存在"精神损失"问题就赔，不存在就不赔。他说，精神赔偿问题现在提得越来越多，判起来比较复杂。
据了解，精神赔偿能否获得法律支持，现在的难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。首先是无法可依。人大没有提案，国家还没有立法，在现行法律中是个空白，执行中没有标准和依据。目前国家旅游局也没有关于旅游赔偿的具体实施细则和标准。就是在美、日等一些国家，关于精神赔偿也没有细则。况且我国法官判案，不能以别的案子做比照。所以，该不该赔，该赔多少，没有统一的定论。
其次是精神赔偿的证据不易确认，调查取证、质证的难度很大。法律人士指出，赔偿什么、赔偿多少应该从已发生的事实出发。人身和经济损失的证据相对好办，"精神损失"用什么可以证明呢？个别的受到强刺激突患精神分裂，显而易见的心灵伤害等，还能当做证据来用，而多数只能在事后用"神志恍惚"、"头晕目眩"等形容词来表述，这些看不见、摸不着，无法认定为证据。
广东省新近出台的精神赔偿的地方法规在国内已获得广泛关注。北京的有关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个"符合精神赔偿的六个条件"，但目前仅作为司法实践研究和参考之用，尚未实施。
|